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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张维迎教授在深圳“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与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讲演的质问 | |||||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精品培训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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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张教授：“中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中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这是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在深圳讲演中提出的问题。他的回答是：“是国家政府侵害私人的产权，侵吞私有财产”，而不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其根据呢？他说：“我算一笔帐，我们有二千万个私人企业主，如果按照四分之一算的话，戴红帽子就是五百万，如果你戴着红帽子就注册不了经营不了，所以很多人不戴红帽子，保守算一下，20%的资产留给政府，如果一个企业有一百万的资产，那就是20亿留给了政府，那就有一万亿的资产。我这个估计过大，就算是五千万，也许过低，可能有二万、三万，我只是打一个比方。” 这就是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得出的“中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结论的“根据”，而且是从“如果”、“估计”、“可能”、“比方”中得出的。 这当然是经济学家做学问的一种方法，坐在书斋里拍拍脑子，灵感冲动一来，一个“伟大的思想”就出来了。于是，我也想模仿一下张教授的做学问的方法，也从“如果”、“估计”、“可能”、“比方”这类“假设”着手，看一看结论究竟会怎么样。 “根据现有国有企业改制中的腐败案，其国有资产流失量一般都是几百万和几千万，要远远高于张教授所说的‘一百万’，全国有多少个国有企业进行了改制，‘估计’也不会低于‘二千万个私人企业主’这个数，‘如果’按照国资委的‘国有资产流失的已经是很普遍的了’的这一说法是准确的话，那么，进行‘改制’而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的企业就‘可能’不会低于这个‘四分之一’，‘比方’将全国改制了的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量加起来，肯定是会大大超过张教授的‘一万亿的资产’这个数，当然，我也‘只是打一个比方’而已。” 总之，同样用张教授的“从‘如果’、‘估计’、‘可能’、‘比方’这类假设中做学问”的方法，那么，我的结论与张教授的完全相反：中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国有资产的流失。 而且，我还得“自吹”一下，我的关于“现有国有企业改制中的腐败案”可不是像张教授式的“如果”、“估计”、“可能”、“比方”这类“纯粹假设”，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举出百个案例来。 为什么我与张教授的观点会如此大相径庭呢？ 我想，根本的问题是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看法完全不一样。在张教授眼里，国企改革派除了卖还是卖，所以他就有这样的话：“本来一些值钱的企业可以卖，但是不敢卖，结果变得不值钱了，这是改革的目的吗？”而我则认为，“卖”决不是国企改革的惟一选择，而且更不能“一窝蜂式地卖”，我还认为，正因为在张教授式的“卖光理论”的“指导”下，一些地方的国有企业的改制，的确成了“腐败分子的最后一顿丰盛的、免费的、权力性的晚餐”。 的确，我们的社会正为一些经济学家“创造”的“代价论”、“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和“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付出沉重的代价！ 二问张教授：善待谁？怎样善待？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在深圳讲演中提出似是而非的怪论的确不少，其中之一，就是“一定要善待那些曾经为社会做出过贡献的优秀的人。” 我想，张教授不会特意从北京赶到深圳去论证这个谁都懂得的真理。细看张教授的全文，不难明白，他的“善待”，是指特定的对象的，那就是“民营企业家”。 纯粹地谈对“民营企业家”的“善待”，依我看，亦是一个“伪问题”，它必须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中去讨论。若是这样，那么，提出这个问题的张教授起码是犯了“偏心眼”的毛病。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我们对“民营企业家”已经根本不是“善待”的问题了，而是“善待过度”了。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在不少地方的国企改制是在对“民营企业家”的“非常善待”和对“广大职工”的“非常不善待”这样极不对称的条件下进行的。在国企改制中，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提出的“代价论”——“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而“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而与此相联的“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和“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等亦成了一些地方父母官进行“一窝蜂式国企改制”的“理论依据”。所以，如果像张维迎式的教授能到一些改制企业进行调查，那么你就会得出以下两个结论：一是有相当多的国企改制是牺牲了广大职工的利益的；二是改制后的职工生存状态趋于下降状态，有的急剧恶化。 张教授口口声声说“一定要善待那些曾经为社会做出过贡献的优秀的人”，那么，我问你：难道“3000万老工人”不是“曾经为社会做出过贡献的优秀的人”？中国作为强国屹立在世界上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究竟是谁的贡献？我认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3000万老工人”作出的，他们当时享受到的“低工资、低报酬、低福利”，目的只有一个：“为了国家的高速积累”，这是不是“贡献”？我看是，不仅是而且是无私的、伟大的贡献！上海文化学者王晓明算了一笔简单的账：1970年代前期他在上海一家工厂当工人，当时全厂年产值摊到每个工人身上是将近9万元，而他一年拿到的工资和各种津贴是600元左右，其余的89000元则被积累为全民财产。全国有亿万个王晓明，40多年来积累下了数量庞大的财产。然而在一些“前卫经济学家”的嘴里，却轻描淡写一句话，将其基本生存权、工作权一笔勾销了，哪有一点同情心？哪有一点社会良心？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张教授振振有词大谈特谈他的“善待论”呢？我想，关键是一些经济学家的屁股坐歪了，若是坐到了有钱有势的“民营企业家”一边，他会感永远“善待不够”的。而这，就是问题的根子！ 三问张教授：网络时代的舆论环境究竟处在什么样的时代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在深圳讲演中，对当今网络时代的舆论环境提出了一个“高论”：“我们现在是一个网络时代，舆论环境变化非常大，网络时代是信息特别容易偏离的时代，是一个少数人的意见被认为是多数人意见的时代，是一个很多人可以说话但是又可以不负责任的时代，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一点。我们不能低估这种舆论对中国企业生存发展的危害性。” 看得出来，张教授对中国当今网络时代的舆论环境的评价是很不满意的，是牢骚满腹的，是负面的。这的确是我们应该拿出来好好讨论的问题。 第一，网络时代的舆论环境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时代？ 我当然不同意张教授对中国当今网络时代的舆论环境的总体性评价。我在人民网发表了十三论“互联网式的民主”，总体的观点是：当今网络时代的舆论环境(即“互联网式的民主”)是健康的，对中国社会的社会民主进程是具有促进意义的，对中国社会的发展的作用是积极的，对社会发展中的消极的、落后的、腐朽的东西是具有杀伤力的，中国的思想家甚至有可能在“互联网式的民主”产生……就用2003年“互联网”所发生的所谓“三大冲击波”——“孙志刚”案件、对“非典”的反思和“辽宁高法对刘涌案改判”的讨论为例，它冲击的是整个社会的一个收容制度，冲击的是一些执法部门的草菅人命，冲击的是一些部门的腐败现象，冲击的是过去盛行的责任不追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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