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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性”：中国信息化建设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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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性”：中国信息化建设的首要任务

作者：汪礼俊文章来源：不详点击数：更新时间：2007-2-6

信息化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全面地对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社会、文化改造的过程，使得社会从原来那种半工业化社会或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过渡。信息化就像文字、计算机发明一样，是人类发展的又一次飞跃。从20世纪末，以美国、欧洲诸强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先后将信息化注入到国家意志中去，统一了全国、全社会对信息化的认识，率先跨入了信息时代。进入新的世纪，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信息化放在了首要位置，将信息化作为实现国民经济腾飞的契机，比如韩国、印度等。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社会规模非常庞大，结构也特别复杂，改革和守旧，变化和稳定，先进和落后，富裕和贫穷等各种异质性因素都混在一起，在这庞大的国家之内，中央和地方之间“离心力”比较大，地方之间存在的异质性、隔离性更多，在推动改革或要求变化时，这种巨大性和复杂性很容易变成为妨碍的主要因素。对于这样的国情，要进行信息化建设，实现民族腾飞，首要的任务就是信息化要具有“统一性”，就是国家即将出台的国家信息化战略所要求的首先要统一全社会意志。
　　“文化是一种架构，包括各种内隐或外显的行为模式，通过符号系统习得或传递；文化的核心信息来自历史传统；文化具有清晰的内在的结构或层面，有自身的规律。”（美国克罗伯）而传统文化一方面是前人生存活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前人生存活动的智慧的结晶。传统文化使社会的各个部分、使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保持紧密联系和统一性的东西，是社会发展的基因。它从物质技术、行为规范、精神意识等等层面表现出来，集中表现在语言符号、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而信息化无论是从其外延，还是内涵来讲都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信息化的重要指标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也包含了对传统文化素养的延续和拓展，所以它也符合文化的基本特征，而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统一性”。
　　以华夏文化为中心，同时汇聚各民族文化的这个文明统一体，在历史任何时刻都未曾分裂和瓦解，即使在政治纷争、国家分裂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关头，它也能够保持完整和统一，这在人类发展史中是绝无仅有的。中国文化“统一性”的形成有政治、民族、思想、语言等原因。
　　政治的“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某一个王朝崩溃以后，地方列强割据一方，但没有一个霸主真正愿意划一方之地以保偏安，都毫无例外地极欲兼并其它对手，以成天下之王。周武王灭商后东征，结束了商朝小邦林立、各自为政的局面，把统治疆土从黄河中游扩大到黄河下游，建立了统一国家。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为了争霸中原，纷纷改革政治建制，变贵族世袭制为官僚制，改分封制为郡县制，使权力真正集中在国君手中，形成了中央集权国家，这些集权国家的形成，为统一中国作了准备。因此到秦统一中国至清以来，虽然有三国两晋南北朝之短暂分裂，但统一远比分裂的时间长。
　　民族的“统一”。中国文化的发展，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文化不断融合的过程，它的统一性特征，与中国境内各民族的融合息息相关。从中国文明的初级阶段，西有华夏族，东有东夷族，南有苗蛮族，黄帝战胜了蚩尤、炎帝后，实现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融合。殷周时期，小邦林立，各邦风俗各异，但经过长期一统，种族之间的差别与隔阂也逐渐消失，这是第二次较大的民族融合。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族已经是多民族融合的结果，不再以血统来区分夷夏之别。秦统一中国以来，在统一的中央政府管理下，利用国家的行政权力，利用全国统一的教育制度及其推行的官方经学，加快了全国各民族的融合步伐，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更大范围的民族共同体。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国出现多头政治中心，使得中国边远地区经济开发以及边远地区少数民族间的往来更加频繁。到了唐宋盛世，这种民族交流和融合更是达到了顶峰。元、清两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结果，从另一个方向提供了民族融合的契机。无论从深度或者广度上，这些都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统一创造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和心理上、感情上的精神条件。
　　思想的“统一”。中国一统观念出现颇早。自五帝以来声教法化就已经远及于天下四海之广，“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书·禹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北山》）都是对一统思想的最初表述。先秦时期，墨家的“尚同”是墨家十大主张之一，庄子“不拘一世之利为己私分”社会也是一个大公的社会。而“大同”思想和“一统”思想，正是儒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者属社会观，侧重于对理想社会的描述和追求；后者属政治观，侧重于对政治制度的主张以及意识形态乃至文化观念的设计，二者相辅相成。董仲舒以天人感应学说为基础，论证了中国实现大一统的问题，他强调不能“师异道，人异论”，要“罢黜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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