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政府？这涉及到的是有关角度的问题。

    在大多数人看来，首选或者最为普遍的是根据凯恩斯干预主义建立起来的“扶持之手”的视角模型。这个模型起初是一个规范性模型，描述了一个福利最大化的政府应该做些什么，但是，人们逐渐把它当成了一个实证性模型，并宣称这个模型描述了政府实际上的所作所为。经济学家们也把各种各样的干预政策说成是对市场失灵的实际反应，包括政府管制、政府所有制、价格控制等。不幸的是，无论是作为一个实证模型，还是作为一个规范模型，扶持之手的政府模型都是失败的。作为一个实证模型，它失败的原因在于，政府采用国家所有制和扶持农业这样的干预政策，是为了服务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干预政策如果导致社会福利的提高，那纯粹是一种巧合。扶持之手模型作为政策指导也是失败的，原因正是它假定政府会追求福利的最大化，由于错误的前提，该模型的建议常常与服务公众的目标背道而驰。

    与扶持之手模型相对的另一个传统模型，是有关政府的自由放任观点，也即“看不见的手”模型。该模型的出发点是，市场运转良好，无须任何政府。政府需要执行一些市场经济赖以运行所必需的基本职能，如提供法律、秩序和国防。除了提供这些有限的公共产品之外，政府的干预越少越好。这个模型的追随者很少探寻真实经济中存在大量政府干预的原因是什么，也不关注那些能够遏制政府的改革举措。和扶持之手模型一样，看不见的手模型当初也是被当做一个对理想的有限政府的规范性描述。这个模型显然不适合作为一个实证模型，因为在现实中，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程度远远超出了任何版本的看不见的手模型。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也使得该模型对提出政策建议无所益处，由于忽视了政治过程，这个模型就不能提出可行的战略以实现自己所倡导的有限政府的最终目标。

    对政府的第三种看法是，应该公正地看待政治，并把政治过程看成是政府行为的决定因素，对此倘若按照安德烈。施莱弗和罗伯特。维什尼在《掠夺之手：政府病及其治疗》一书中的定义，应该把这种看法描述为“掠夺之手”模型。与看不见的手模型一样，掠夺之手模型对政府持怀疑态度，但是，掠夺之手模型却更加准确地描述了政府在实际上的所作所为，因此在设计改革方案时也更具建设性。掠夺之手模型和扶持之手模型都对政府改革持积极态度，但是由于彼此之间对政府的理解相去甚远，他们对改革的具体看法也就大相径庭。一般而言，掠夺之手的分析会寻找限制政府的方法，反对扩大政府的范围。

    在作者看来，掠夺之手的出发点源自如下的政治行为模型：政治家们的目标并不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是追求自己的私利。独裁者运用他们的权力来维护自己的地位，将资源配置给自己的政治支持者，打击政敌，中饱私囊，以牺牲公共福利为代价。民主政治会导致政治家追求非社会福利目标，这个论题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如奥尔森所言的“利益集团和游说会对政治选择产生影响”。展开来说，游说活动之所以能影响政治决策，原因是政治家需要从他们的成员那里获取选票和捐款。游说集团便利用这一影响操纵再分配，从公众那里掠夺资源，有时会以高额的社会成本作为代价。

    “掠夺之手”这个政治模型告诉我们，不论是专制政府还是民主政府，它们所追求的目标都与社会福利，或者所谓扶持之手的目标截然不同。因此，所得到的分析结果也就完全不同了。这样的分析也不同于看不见的手模型，因为该模型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政府理论。由于掠夺之手模型是从政治学的分析入手，因此，它可以提供一个实证性的政府选择理论，同时可以帮助分析公共部门的弊病并正确处理，还可以提供有关政府所有权和民营化、腐败、法律制度、政府成长等理论。同时，掠夺之手分析法也可以作为一个有用的指导原则来服务于政策，因为它有助于形成一些实际建议。作者认为，掠夺之后模型在理解不同国家现存的制度差异、解释这些制度构建的原因，以及研究它们对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利弊这些问题上是很有助益的。比如，在描述一个国家的制度（具体到所有权模式、管制结构和法律机制），经济学家们过去常常关注制度发展的促进作用，但是在持掠夺之手模型的经济学家们看来，审视这个问题决不仅仅停留在表面，他们会发现很多制度的结果恰恰是阻碍了增长，而不是促进了增长——用诺斯（North）的例子来说，管制机构阻碍了产业进入，法院在解决纠纷时武断办案甚至缺乏诚实，政治家们利用政府的财产来讨好自己的支持者，而不是服务于大众。同样地，在对待私有化、政府官员反腐败以及外国援助问题上，掠夺之手模型区别于其他两个模型的优势之处就在于它在坚持政治家追求个人利益的假设下，理解不同制度的运行机制，以及在承认改革必须迎合政治利益和约束的条件下，实证地探索制度改革的战略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