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五四”与中国式管理的终结

                             张 羿  沈嘉骅

    在由现代管理迈向后现代管理的世界管理革命浪潮中，管理的大同必定是主流。我们并非否认管理的地方特色，但中国特色不能等同于“中国式管理”。

厘清中国式管理问题对中国管理实践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式管理理论的出现，根本原因是我们对中国现代化的本质与发展趋势缺乏深刻的洞悉。中国当今的现代化不仅与欧美的现代化具有完全不同的时代背景，与日、韩等国家现代化的环境也有很大的差别。中国现代化的背景是知识经济和全球化，而日、韩现代化的背景是工业经济和国家经济。

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是人类社会的革命性巨变。在工业经济时代，并没有产生真正的全球化市场，因而也没有产生真正的人类文化大融合。工业经济的特点是国家经济或地区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强调管理模式的地域性或许还情有可原。然而实际情况是，即使在工业经济时代，真正适应经济发展的管理范式也是全球统一的。日、韩管理与美国管理并没有本质的不同，而只是有一些特色上的区别。工业经济本质上不过是全球化的前奏。

如果说工业经济是全球化之前奏的话，那么，知识经济则是全球化的正式上演。用另一种话语来说，如果说工业经济代表着“第一次现代化”，那么，知识经济则代表着“第二次现代化”或“后现代化”。

中国当前现代化的本质无疑是“第二次现代化”或“后现代化”。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必须有正确的管理理论，才可能有正确的管理实践。这对中国企业能否成为全球化时代的成功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管理最重要的固然是实践，然而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正确的实践。以推崇管理理论的实践性而著称的彼得·德鲁克，在《大变革时代的管理》一书中指出：

“每一个组织，无论它是否为企业，都有其经营理论。确实，一个清晰、和谐一致、集中的有效理论是极为有力的。例如，1809年，德国政治家和大学者威廉·洪堡根据全新的大学理论创立了柏林大学。随后的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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