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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OMI：新“哲学-政治-战略”框架理论 | |||||
作者：赵月旺 文章来源：精品培训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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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是日本企业“高歌猛进”的10年，符合日本“精工产业”组织特点的“6个西格码”等管理方法被奉为神明。为了寻找出路，在这期间一直到90年代末，美国的商业理论原创风潮此起彼伏，冲在第一线的有灿若群星的大学教授、也有著名企业家如JACK BILL、DELL等、甚至也有名不见经传但一夜成名的小职员如Christensen Clayton，正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日本的商业甚或被迅速突破，“信息经济”取代了“精工经济”，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 指导日本“精工经济”的理论体系把企业要素看作一个个可以分解的模块，并把这些模块用时间、人力、资金和物料等资源关联起来，把整个企业理解为一部大机器。从宏观的角度看，日本的“精工经济”理论体系只关注企业内部的效率提升，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明显不足。 指导美国“信息经济”的理论体系在日本的“解构主义”的基础上，更多地引进了系统论的思想和方法体系，把企业集群和价值链作为研究对象，最大的成就莫过于早期的“核心竞争力”、“定位”、“五力模型”和最近的“水平营销”和“蓝海战略”（也属于美国的商业理论体系）。早期的理论家们更多地从政治竞争的角度来考察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问题，近期的理论家则更多地从伦理、理念和文化的高度，也就是哲学的高度，来考虑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问题。应该说，这是人类自从有商业活动以来的一次大进步。 反观中国，改革开放30年，原创的商业理论几乎没有，基于实证的应用型商业理论更是稀少，悟性高的企业家们从古代哲学、军事和政治著作中寻求解决方案，咨询界和教育界则从美国的MBA教材和畅销书中寻找能“一鸣惊人”的金点子，如此，“没有任何借口”这类伪书才能唐而皇之地骗了那么多人。也就是说，真正能从美国商业理论体系中成体系地吸收营养，并与中国文化和政治法律制度相结合并产生实际效果的理论家或机构，还没有出现。 ATOMI创始团队分别来自美国、台湾、日本和大陆，对哲学、文化、信息技术、咨询等都有很深的研究。核心创始人赵月旺先生的职业背景非常丰富，产品设计、IT开发、技术管理、顾问咨询无一不精，全得宜于其近20年的哲学研究经历。为了解决中国文化和西方商业理论的融合问题，赵月旺先生特开发出一套理论---“哲学-政治-战略”，将孤立的、片面的各个商业理论流派分出层次和角度，真正做到了“各归其位”。 中国经济思想创新的前夜 当今之中国，面临着500年未有之大机遇。盖因100多年的社会动荡、文化革命、经济改革，使民众思想得到彻底的粉碎和解放，重新进入到了类似于中华文明上一次启蒙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所经历的思想混沌阶段。不过，思想的混沌决非思想的升华，更不能简单地认为就是超越其他文明的充分条件，准确地说只是必要条件而已。作者认为，充分条件在于： 1） 学者建立起思想体系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个哲学流派，如道、儒、墨、法、阴阳等，均在一开始就明确提出了其本原哲学内核，所有经典和理论，均依仗本原哲学内核展开,因而均形成了完备的体系。美国前20年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BILL、JACK等人的管理经验写的再好，拔高到理论的高度，还要靠学者； 2） 足够的新兴社会力量被凝聚在一起 光有思想体系，还远远不够，更需要新兴的社会力量认同、实践和发展。儒家学说得以成为古代中国的正统思想体系，得宜于西汉早期一大批主流文人的宣传，以及当权者如汉武帝和张汤等的亲自倡导； 商业理论的历史 西方现代哲学经过了上个世纪的大发展，已经由感性上升到了理性，由定性上升到了定量，由逻辑上升到数学的程度。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日本企业高歌猛进地消化传统产业的技术积累的时候，美国企业却一片哀声。但同时，在信息时代的前夜，美国的一大批学者和企业家加入了商业文化（哲学、政治、战略等）的革新行列，并逐渐涌现出一大批大师级的人物，这些大师的著作引导了BILL GATES, MIKE DELL, JACK WELCH等走向一个又一个商业高峰，也把美国带到了前所未有的商业文明高度。 在中国，从1993年开始到现在，各个行业均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传统的领先企业 陨落了，新兴的企业壮大了；行业的周期缩短了，企业间的竞争层次加深了；中国的经济体系和理论基础过时了，西方的理论如潮水搬涌进来了；物质生活丰富了，精神世界却空虚了。 如今，书店里最好卖的书有2钟：中国古典文化类和国外的商业理论类。前者让我们找到根，只有找到根，我们才能深刻，才能具备理解力；后者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但没有根的学习是危险的，是在沙滩上建塔。近年来，著名的学者朗闲平，针对证券市场的信用危机，经常发表观点，抨击拿来主义，强调先行建立“信托责任”的重要性，获得了民间的极大反响。原因其实就是，大到国家，小到普通人，必须首先具备稳定的社会伦理基础，然后才能做事情，否则会乱了章法。这个社会伦理基础（=思想体系），其实属于哲学范畴，对国家而言，就是宪法精神；对个人而言，就是信仰选择；对社会经济团体（如企业）而言，就是商业伦理。上述宪法精神、信仰和商业伦理的依据，其实在2000年前人类文明奠基时出现的4大宗教（基督、佛、儒和伊斯兰）中，已经存在了。从宏观上看，这4大宗教，也应该属于哲学范畴。 经过近3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但还远没有达到主要中心的地位，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由于流派众多、体系复杂，所依据的商业文化和制度环境迥异，汹汹而来的西方商业理论，自然遇到了水土不服的问题。从西方商业理论的几个著名传播者的经历，就可以说明问题。前几年，麦肯锡在中国频频走麦成，波士顿却口碑颇佳，就是因为：前者的路子是“下三路”，更多地从“策略”上提供咨询服务，与中国企业的粗放式经营和不确定的商业环境格格不入；而后者的路子却是“上三路”，更多地从“战略”上提供咨询，比较适应国内企业高层的需要，也比较适应中国的无规则商业环境的特点。 战略需要被解构和关联，以提高实证水平 什么是战略呢？作者认为，100个人有100个答案。在这些不同的答案中，却有一些共同之处，战略是在说深和远的事情。具体来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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