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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期：与共和国一同成长的咨询师 | |||||
作者：李伟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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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生在瑞士的女性，为何要在青春年少时回到成立不久的新中国？ 一名朝气蓬勃的大学生，在十年文革中有了怎样的人生感悟？ 一位名声远播的学者，为何在周游列国似的讲学后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回到祖国？ 或许，您了解中国管理咨询界有一位知名的王顾问； 或许，您敬仰作为清华大学知名人士的王教授； 但是，您是否了解王以华的咨询人生有着怎样的特别轨迹？ 您是否想到现场聆听王以华教授的咨询理念？ 中国管理咨询网独家专访 chinamc： 咨询人生，心的旅程！欢迎各位来到管理咨询网，今天做客我们咨询人生的嘉宾是来自于清华大学的王以华教授，大家掌声欢迎！（掌声） chinamc：为了能够让大家对王老师有一个简单的了解，我们制作了一个PPT，请大家观看。这是我们拟订的这一期有关王老师的话题，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咨询师——王以华。王老师对这个话题曾经提出过异议，说自己并不是1949年出生的，为什么要拟订这样一个题目，其实看完我们后面的介绍，大家就会清楚了。王老师的学术之路和从业之路都与共和国的成长一些重大事件有着相似的地方。在大家对王老师有一个简单的了解之后，我想先问现场观众一个问题，大家猜一猜，如果王老师不是做咨询师的话会去从事什么工作，有没有人猜一下，举手示意。有请！ 观众：应该是外交官之类的吧！ chinamc：（笑）果然是一语中地。王老师您考大学的时候并没有把经济学作为自己的第一个选择，是吗？ 王以华：对！ 外交梦的破灭，意外地成就了咨询人生 chinamc：您能给我们讲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王以华：我小时候一直很想做外交，尤其是小时候在国外生活过，那时候觉得中国人不是特别受人尊敬。我记得小时不论走到哪，只要是学习好，穿的干净点，礼貌点，人们就会问:"你是日本人吗?"，那时心灵总是会受到一种刺伤；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比较喜欢外语，我就有这样的想法，我是很希望做外交的。 chinamc：那当时你没学到自己最希望学的专业，这可以说是您人生当中一个小小的挫折，就这个挫折给您的今后的人生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王以华：其实是挫折不小，但是我觉得受益也不小。56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特别讲革命接班人，对出身要求都很严格，那时候国家又有政策很明确的讲“出身是自己不能选择的，但是道路是可以选择的。”我们那一代的年轻人都很有理想，看着国家欣欣向荣。尤其我自己经历了从国外又回到国内的这样一种过程，我非常相信国家的前途和党，这个党对国家的历史作用和她未来都会有重大作用。只不过是第一次遇到个人的利益，和那时的国家利益发生了矛盾，当时思想上也产生过激烈的思想斗争。 王以华：我那时候很简单，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矛盾，内心是冲突很大了。我当时在54中，是最好的北京市的女校，我的同学多数都是高干子弟，在我们填志愿的时候，有的同学填家庭成员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党员、党员……，可是我填的家庭成员就是国民党党员。我父母和我讲，你填了这个你绝对做不了外交官的，干脆也不要去做外交了，做外教。因为家里既然有这个条件，你就去当老师，对我说你报北大外语系吧。到最后就只能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 父母对祖国的深刻感情，在她年幼的心里种下爱国的种子 王以华：小时候我父母在瑞士留学生当中，是被国民党送出去的留学生中唯一可以说是家庭相对困难一些的，父母是下定决心要回国的，原因只有两个：一，就是因为祖国；二，父母在国内。所以他们大概是在1951年前后，中国人民共和国在瑞士的中立国成立大使馆以后，首先而且几乎是唯一一家返回祖国的家庭。 这之前我父母为使馆做了很多工作，我父亲翻译了当时几乎所有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资料，为的是让我们国家了解西欧的情况。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都是封锁的，只有通过这个途径来了解，所以当时南美来的很多资料都先邮寄到我们家，使馆的外交官傍晚的时候再到我们家来取，我可以说所见到的第一批中国人，大陆的，可以代表中国共产党的中国人，就是这批外交官。他们那时候的态度，仪表以及他们为人处世的方式都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那时候心中就觉得，哦，那大概就是国家的代表。到后来我也接触到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人，那么说到这些，就是说我想做外交官的想法不是凭空来的，从小就有一个理想，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能回到自己的祖国。后来总是觉得心中的愿望不可能，希望非常渺茫，毕竟自己还是个孩子，在国外都是白皮肤的人，就我们是黄皮肤的人。瑞士这个国家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国家，外国孩子对我们没有歧视，但是毕竟感觉不是自己的国家。而且，从1947年以后国民党到了台湾以后，我父母所有的奖学金都没有了，所以他们都是靠勤工俭学把我们带大的。 1957年的时候我们有幸回到祖国。国家对我们非常好，1953年到1954年，周恩来总理到瑞士参加了一个关于越南、法国停战的联合国会议，当时使馆的人向他汇报说有这样个一个家庭，为国家做了一些工作，他们很希望回国，总理表示很欢迎。再后来1957年国家号召知识分子回国，我父母那时候通过报纸看到国家欣欣向荣的情况，所以就决定回来。当然回来之前也不是说没有在欧洲继续工作、生活下去的可能，因为学校就是瑞士大学，留下来也是很好的，但我父亲母亲的态度还是很明确的。我母亲在回来之前问过我父亲，如果回国以后政策上有什么变化怎么办？我父亲说：我宁可回去扫马路，也要回到自己的国家（掌声）。 我之所以说这些，是说我18岁的思想转变，能够接受“一个红心，两手准备”不是没有条件的，不是没有思想的，我在自己做非常激烈的思想斗争，当感觉到自己的志愿和当时的好多政策发生冲突的时候最后忽然间清醒了！我说：你是谁啊，你为国家做过什么,就已经开始讨价还价了。所以当时就下定决心，确实自己从小到大能够回到自己的国家我觉得真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我后来很快思想就转变了，转变以后心也就塌实下来了；心塌实下来，成绩很快就上来了。1960年，越南宣传抗战、抗法、抗美，当时复习政治，就是看这些报道，特别是看这些报告文学。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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